1972年4月27日，11通急电从上海打到西双版纳，历时9小时最终传到朱克家工作的寨子。
这名年仅22岁的知青接到通知后，被火速安排入党，而他此时连入党志愿书都还没写。仅仅过了四个月，在党的十大会议上，他又以23岁的年纪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，走上了政坛巅峰。
几年后，他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滇黔边境的煤矿井下，穿着汗湿的背心，拖着沉重的矿车，和工友们一起下井作业。他没有解释，没有抗争，只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。
那么，一个曾被全国媒体热捧的“知青典范”，一个被称为“政治直升机”的青年干部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折，才从中央舞台走进黑暗的矿井？
朱克家的故事始于1950年上海市区一条狭窄的弄堂。家中兄弟姐妹众多，父母在纱厂做工，日子过得紧巴。他从小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，学习踏实，担任学生干部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。
1969年，他高中毕业那年，响应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自愿报名去了云南西双版纳。这一决定并非被动接受，而是主动选择，他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选的是最偏远的寨子。火车站月台上，母亲哭得瘫倒在地，他却没回头，提着铺盖卷上了车。
初到勐掌生产队，朱克家很快学会了插秧、锄地、砍柴。寨子里没有电，他就尝试拉电线。孩子们没学上，他主动请求上山教书，哪怕山上虎豹出没、水流湍急。
他不止是个老师，还是木匠、缝纫匠、电器维修工，什么能干就干什么。寨子里第一次听到省城电台播音，是他修好的收音机发出的声音。
他的这些行为被一个进山采访的知青慰问团记录下来，写成《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》。这篇材料一路传回上海市委，姚文元亲自批示，要求对其事迹深入挖掘。
很快，多家媒体刊发了以朱克家为主角的通讯文章，他的名字传遍全国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发现他还不是党员。
姚文元得知后拍案而起，指示“这样的人不入党，谁还能入党？”于是，紧急电话从上海打到云南，命令地方立即办理朱克家入党手续。
4月27日那天，从第一通电话接通，到朱克家被正式吸收入党，仅用了9个小时。这一“神速”入党案例，在当时被视为革命效率的象征。
不久后，张春桥又提出要让朱克家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中共十大。8月的北京，朱克家坐在大会主席团的区域里，面对一排排国家领导人，23岁的他手脚不停颤抖，心跳如鼓。他知道，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只是顺着时代的潮流，一步步走到了这里。
会议结束后，他被安排住进云南省委高级干部的旧居，身份一夜之间翻天覆地。他开始频繁出席各种会议，演讲、动员、表态，每一句话都被媒体摘录。
他没有拒绝，因为整个时代的声音都在推动他向前。他甚至不敢多问一句，怕暴露自己的“愚钝”。从“山寨第一教师”到“中央候补委员”，他被推上了一个自己从未设想过的位置。
与此同时，另一位知青柴春泽也在北方成为了典型。他拒绝父亲安排的招工回城机会，写信表明态度，被《人民日报》以头版头条报道为“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”。
两人随后共同起草了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，表达“为缩小三大差距奋斗终生”的决心。这封信在1975年得到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批示，在全国刊发，成为知青群体的代表声音。
然而，政治运动的浪潮却没有停止。1976年，朱克家、柴春泽、侯隽等“知青典型”迅速成为“大环境下”被清查的对象。朱克家先是被隔离审查，后被指责为“野心家”“投机分子”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开除党籍。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太多，只说自己是被推上去的，从未主动争取任何职位。
1979年初，他被下放到云南恩洪煤矿劳动锻炼。那是一个离省城数百公里的地方，山路崎岖，交通不便。他被分到井下采煤，每天二十公斤的铁锹、湿滑的井壁、刺骨的矿水，构成了他新生活的全部。
他没有抱怨，只是默默地适应。采煤之余，他用自己学过的电工知识修理设备，教新工人注意安全。有一次井下塌方，他第一个冲进去救人。
矿工们渐渐对他有了好感。他不摆架子，也不会讲空话。即便有人调侃他“以前当过中央委员”，他只是笑笑不接话。他在井下劳动了五年，被调至洗煤厂，再到电视差转台做电工。
1984年，他被允许恢复自由选择工作。他没有回上海，而是留在云南。他说，上海已经变了，他也早已不是那个朱克家了。
在煤矿，他认识了一个云南姑娘，比他小七岁，是个爽快直白的女孩。她不在乎他的过去，也不问他的将来，只说愿意一辈子陪着他生活在矿山上。
朱克家被打动了。他们结婚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“星星”。这是他人生中最平静、最踏实的阶段。
1986年，朱克家被调到电视台工作。他从来没碰过摄像机，就从最基础的拍摄、剪辑学起。他拍的纪录片曾获得省里的奖项，工友们说他总算找回了点光。他笑着说，自己只是终于不用再下井了。
1991年，他被任命为恩洪大厦经理，担任正处级干部。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九年，直到2004年正式退休。他没有选择回上海，而是继续住在云南曲靖。他说，上海的房价高，节奏快，自己早就不适应了。
他对过去始终保持沉默。有知青组织邀请他参加活动，他婉拒。有朋友想联合他申诉恢复党籍，他摇头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太远，再回头没有意义。他只愿意在矿山走走，看看当年一起干活的老工人，抽根烟，聊会儿天。
他从未否认自己是那个“知青典型”，也从未承认自己曾是“政治人物”。他只是那个在山寨架电线、在教室讲课、在矿井挥锹的人。他说，自己这辈子没什么特别的愿望，只希望平平淡淡地把日子过完。
他没有留下太多话语，也没有出版自传。他的名字曾在报纸头版出现，也曾在矿工名单里默默躺着。时间过去多年，那些曾经与他并肩站在舞台中央的人，有的仕途通达，有的精神失常，有的默然离世。而他，还活着，活在云南的山脚下，活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里。
信息来源：
知青：有的还尚未走出历史
内蒙古新闻网09-04-28 17: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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